11月4日，经济管理学院在教学楼309会议室举办经管大讲堂活动，特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庞普林商学院Richard Hunt教授担任主讲嘉宾，围绕“Dale Carnegie’s Revenge: AI and the Strange Future of Human Adaptation”（戴尔·卡耐基的“逆袭”：人工智能与人类适应的意外未来）作学术报告。报告由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露主持，学院师生代表参加。

Hunt教授从学界普遍存在的“AI疲劳”现象切入，指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往往在“AI崇拜”与“AI贬抑”之间摇摆，而真实图景通常介于二者之间。他批评了技术决定论的迷思：技术能力既不单独、也不均匀地决定技术的扩散路径与社会影响，技术与社会始终处于协同演化之中，配套条件、规制安排与人的适应共同塑造最终结果。从农业机械化、蒸汽动力、电气化到计算机与互联网，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经历了“乐观—替代—适应”的循环；短期岗位替代与长期结构转型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，二者之间的错位确实存在，但“消亡”很少成为必然结局。

Hunt教授强调，人工智能并非“又一种机器”：它在认知、创造、行动与具身四个维度上同时展开，并可分为预测式、生成式、智能体与具身四类，不同形态的AI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与组织影响。围绕“哪些AI正在改变商业活动”“当所有人都变得更强会发生什么”“什么将变得稀缺因而有价值”三个框架性问题，他介绍了团队基于计算模型的研究发现：当大量主体使用相似能力时，“更好”的个体决策可能带来更差的集体结果——增强、再配置、拥挤与惩罚层层传导，形成“创新趋同陷阱”；同质化因此成为隐性成本，“关联搜索”式的努力更像内卷——投入更多，进步更少。他以“种植园逻辑”与“雨林逻辑”的对比说明，短期效率与长期多样性之间存在深刻张力。

在Hunt教授看来，当智能变得充裕时，稀缺的不再是“知道”，而是“做到”：AI缩小了人们在“知道什么”上的差距，却并未缩小人们在“促成什么”上的差距。据此，他提出“关系性执行能力”概念，包含调谐、调节、承诺与动员四个维度，并基于200对创业创始人的匹配样本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。研究发现，AI驱动的创意趋同反而使“老派”的人际因素更加重要，在服务业尤为明显。报告最后以“能力、趋同、执行”三条命题收束全篇，并提出核心判断：人工智能越是“人工”，某些人类关系就越是关键——这正是所谓“戴尔·卡耐基的逆袭”。

整场报告视野开阔、例证丰富，既有对技术史的长时段回望，也有基于计算模型与实证数据的严谨推演。Hunt教授以诙谐的表达和生动的类比，把“AI是否取代人”这一流行焦虑，转化为“AI时代什么才是人的差异化优势”这一更具建设性的问题，引发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与深入思考。本次报告不仅拓展了师生对人工智能组织后果与商业影响的理解，也为学院在数字经济、创新创业与供应链管理等方向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Richard Hunt教授任职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潘普林商学院，是战略与创业学教授、Dorothy Hottel Digges创业学讲席教授，兼任Apex创业与创新中心研究主任。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战略管理、创业行为、创新管理、人工智能与组织决策，特别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的协同演化、组织知识、战略不确定性以及数字平台治理等前沿议题，其研究成果发表于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》《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》《Journal of Management》《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》《Organization Science》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》等国际学术期刊，曾获得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及美国管理学会相关学术奖项。在学术服务方面，他担任《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》期刊副主编，并参与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》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》等期刊的编委工作。Richard Hunt教授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博士学位，另拥有斯坦福大学MBA、哈佛大学硕士和莱斯大学学士学位。（通讯员：杨珍花 摄影：高正阳 于鹏伟）